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Facing the New Anxieties
《资本主义的未来》 [英]保罗·科利尔 （刘波译）
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这种焦虑的社会基础包括地理、教育和伦理因素。
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上一次资本主义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1930年代，发生了同样的事情。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与1949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精准刻画了这些新出现的危险。1989年冷战的结束似乎带来一种可信的前景：所有这些的灾难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结”，一个永久的乌托邦。然而，我们现在却面临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前景——我们即将见证的反乌托邦。
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导致左派与右派陈腐而过激的对抗再次出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失败了，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所以能领导这场复兴的意识形态型政客少之又少。仅存的一些此类人从属于小型的残余组织；他们持狂热的偏执心理，太过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经发生的失败。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时代，这使得共产主义复兴成为可能：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书又开始大批出现。
还有一类政客拥有与意识形态分子类似的诱惑力：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连意识形态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两分钟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花样百出的娱乐表达来吸引选民，使其不进行深入思考。拥有这些技能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小群体：媒体名流。
左翼和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偏离了自己的本源——社群中的实践性互惠，而被一个截然不同的、影响力超出应有程度的群体所俘获，那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经济学形成了一套针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方式，与功利主义道德观大相径庭。经济人（economic man）完全自私，无限贪婪，只关心自己。这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为了评估公共政策，经济学需要一种衡量方法，把所有这些心理反常的个体的幸福感（或曰“效用”）加总。功利主义成为这种计算的理论基础：“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碰巧适用于求最大化的标准数字方法。“效用”被认为来自消费，随着消费的增加，效用的增量越来越小。在社会总消费量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只需以一定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使每个人的消费完全相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消费“蛋糕”的大小并不固定，税收会降低人的工作热情，使蛋糕缩小。为解决激励问题，“最优税收”和“委托—代理问题”这两套高阶理论逐渐成形。本质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共政策就是利用税收进行消费再分配，同时尽量减少税收对工作热情的负面影响，其具体方式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事实很快就证明，以机械的方式从个体的“效用”出发，推论出关于社会福祉的理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理论连贯性的基本标准的。经济学界赞同这一点，但做法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抛弃了功利主义，认为该学说具有诸多不足之处，但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发现功利主义是一套极为好用的学说。公允地说，功利主义对解决许多公共政策问题确实很有用；该学说的不足之处会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取决于具体的政策是什么。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一本精彩著作中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基本价值观。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珍视六种价值观：忠诚、公平、自由、等级制、关爱和圣洁。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构建的互惠性义务是基于忠诚和公平的价值观。推倒社区这种由功利主义先锋队实施的父爱主义管理手段，违背了忠诚、公平、自由的价值观。而且在神经科学帮助下进行的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规划者钟爱的现代主义设计违背了人们共同的审美标准，故而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对于这些做法中存在的道德缺陷，功利主义先锋为什么认识不到呢？海特对此也有回答：他们的价值观是反常的。大多数人都有那六种价值观，但这些功利主义先锋的价值观只剩两种——关爱和平等。他们不仅价值观有异于常人，他们的特征也与众不同。这些特征有：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富裕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可以把这五个词的首字母连在一起简写为“怪异的”（WEIRD）。关爱和平等正是功利主义者的价值，所以那些“怪异的”人信奉的是怪异的功利主义者的价值观。在最好的情况下，教育能扩大人的同理心，让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但事实上教育经常产生与此相反的效果，让成功者意识不到普通人的焦虑。功利主义先锋相信自己才德兼备，凭着这样的自信，他们毫不迟疑地自视为当代的柏拉图“卫国者”，有权否定其他人的价值观。我怀疑，海特若再深入研究将会发现，尽管这些“怪异者”表面上蔑视等级制，但蔑视的却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等级制。他们认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天经地义：他们成为新的精英领导。
公共选择理论认识到，公共政策决定通常不是由超然的圣人做出的，而是通过平衡包括官僚集团自身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形成的。只有当决策者像二战那一代人一样对国家利益充满激情时，才能确保社会规划者是无私的。在哲学界，功利主义依然有少数追随者，但尖锐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此外，还有社会心理学家如海特也在批评功利主义，揭示出功利主义所主张的价值观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绝大多数人类并不像功利主义经济学描绘的那样是自私的愚人，人们不仅珍视关爱，还珍视公平、忠诚、自由、圣洁和等级制。他们并不比社会民主主义先锋更自私，而是更为全面完满。
当事实证明右派的新自由至上主义比预期更具破坏性且更低效时，左派重新掌权，但没有恢复社群主义，而是被新的意识形态分子控制了。这支新先锋队取代了社群主义者，甚至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普通家庭注意到了，主要原因是，这支先锋队支持的一些政策脱离了社群，具有破坏性且不受欢迎。他们在繁荣的大都市治理整个国家，把援助分给被认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受害者”。陷入新焦虑的人群常常不符合“受害者”的标准，但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于更受青睐的“受害者”群体来说，他们的境况都在恶化。人被归为“受害者”，必然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对自己的处境负责了。即使当劳工阶层符合一些“受害者”的特征时，他们也只因此而有权享受一些额外的经济救济，那正是功利主义再分配的焦点。但诸如归属、应得性、尊严，以及因履行义务而应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因为与功利主义过于不相容而彻底从专业讨论中消失了。
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在社会民主主义处于全盛期时连贯系统地阐述了它的思想基础。这本书决绝地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道扬镳，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非但不是普遍繁荣的障碍，反而是必需的。资本主义催生并约束企业，人通过企业利用规模生产与专业化中蕴含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这会造成异化：在大企业里为资本家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劳动的乐趣，而专业化“（把人）禁锢为整体的一小部分”。然而异化并不是社会为实现繁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受资本主义并不是和魔鬼做交易。许多好的现代企业赋予员工一种使命感，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来承担实现这种使命的责任。这些企业的员工不仅是从所赚的钱中，更从自己做的事中获得满足。还有很多企业不是这样，许多人陷入效率低下、让人没有动力的工作中。要让资本主义对所有人都有利，就需要治理资本主义，使之除生产商品以外还能提供使命感。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打倒资本主义。
克罗斯兰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评价某种政策要看其是否行之有效，而非是否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实用主义哲学的一项核心主张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不应期待有永恒的真理。
面对全球性机会做出的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未必对社会也有益。经济学家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反对高贸易壁垒，这种反对已简化成了对自由化的毫无保留的热情。贸易通常会带给各国足够的好处，使受益者能够完全补偿利益受损者。但尽管经济学家大力支持贸易，却对补偿问题三缄其口。没有补偿，就没有任何理由说社会境况良好。与此相似，本来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少数族裔权利，也被简化为无条件支持移民。然而，贸易和移民尽管都贴着全球化的标签，却是两个大不相同的经济过程，前者由比较优势驱动，后者由绝对优势驱动。我们不能默认移民会给他们加入或离开的社会带来收益，唯一明确的收益是移民自己的收益。
我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不能公然给自己授权。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遏制强者攫取其不应得的收益，但不能热衷于把富人的收入分给穷人。政府监管应赋予“创造性破坏”（竞争驱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的受损者索取补偿的权利，而不能视图阻扰这个赋予资本主义活力的进程本身。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应当具有凝聚力，取代对支离破碎的受害者身份认同的强调。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得意识形态。【？这中文翻译让我看不懂】我不是指把一堆杂乱的观点拼凑在一起，而是指要接受人们多样化和本能的价值观，并接受基于这种多样性而做出的务实取舍。诉诸某种单一的绝对原则，使其凌驾于各种价值观之上，这种做法注定会导致分裂。本书提出的政策跨越了左右两派，左右之争是上世纪最有害的特征，如今正卷土重来。
20世纪诸多灾难的制造者包括两类政治领袖（通常是男性），一类狂热地拥护某种意识形态，即有原则的人，另一类兜售民粹主义，即有领袖魅力的人。与这些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者不同，20世纪最成功的领导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李光耀，特鲁多，卡加梅……他们的共同点是避开意识形态，专注于针对核心问题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必要时保持强硬，坚决拒绝给强大的集团输送利益以换取支持，这是成功者的共同特征之一。在最终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曾经面临激烈的批评。
“作为左派”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一种自觉道德优越的懒惰方式，“作为右派”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一种自以为“现实”的懒惰方式。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对道德资本主义（ethical capitalism）未来的探索：欢迎加入“务实的中间派”（hard centre）。
尽管“经济人”被认为是懒惰的，但像工作这样有目的的行为是尊严感的重要来源。尽管“经济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归属感依赖于相互尊重。一种符合道德资本主义，在实现富裕的同时，既支持尊严感又支持归属感，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它是矛盾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有一个致命的污点：它依赖贪婪这个唯一的驱动力。
遭到这种批评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目的正当则手段正当”（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这是一个根本性大错；仅以贪婪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一样会出现严重问题，造成羞辱和分裂，而不是普遍富裕。事实上，资本主义目前正把社会带向这条道路。
斯密认识到，从内心看别人，不仅能让我们理解他们，还能促使我们关心他们，评估他们的道德品质。斯密认为这种同情和评价的情感是道德的基础，把我们想做的与我们觉得应该做的区分开来。道德源于我们的情感而非理性。他在1759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阐述了这一点，描述了三种不同强度的义务。
最强烈的义务来自亲密关系。对我们的子女和近亲来说，这种义务最为深广，而且是无条件的，但它也会扩展到我们认识的人身上。最弱的义务是帮助远方处于困境中的人。在一段著名的文字里，斯密举例说，如果中国发生了一场地震，一个18世纪的英国人不会为此悲伤得吃不下饭，而在21世纪，尽管有社交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中国的地震也不会太影响夜晚去酒吧取乐的英国人的兴致。斯密认为该义务与公正感有关：客观来说，我们知道在像地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供帮助。有10亿人面临着令人绝望的贫困，即使你不是圣人也会认识到，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地为他们创造希望。
介于亲密关系与援救义务之间的是斯密在他的书中重点关注的情感：温和的压力，如羞耻和尊重，促使我们交换义务——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就愿意帮助你。使上述交换成为可能的信任，是建立在某种令人不愿违背诺言的情感上的。这些情感并不是“经济人”心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答案是，根据人会感到歉疚等事实来看，用“社会人”一语来描述人类才更妥帖。“社会人”关心别人怎么看待他：他想得到别人的尊重。“社会人”仍然是理性的（他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其效用的来源不只是自身消费，还包括别人的尊重。就像贪婪和归属感一样，这是一种基本的驱动力。
我们知道“经济人”会对什么最后悔：“假如我当初买了那栋房子”，“假如我没有把那次面试搞砸”，“假如我当初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我们的后悔源于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在调查研究中，这种回答很少出现 人们犯下过很多这样的错误，但他们很少为此悔恨不休。让人们耿耿于怀的绝大部分是未能履行“义务”的情形，如辜负别人的期待或失职。我们从这样的自责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履行未来的义务。尽管我们容易一时犯蠢，但当我们评估自己的行为时，“义务”通常都是比愿望更重要的因素。
人们试图通过举出理由来证明自身价值观的正当性，但当这个理由被推翻时就会想出其他理由，而不是修正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揭示，这些理由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假象，一种叫做“动机性推理”的假象。理性基于价值观，而不是价值观基于理性，或者正如斯密那句形象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理性本身是为说服他人而进化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改进我们自己的决策。动机性推理是我们培养推理能力的原因所在，并且我们通常也正是这样使用推理能力的。而更根本的是，过去200年间人类大脑的大规模扩容是由社交需求驱动的。
价值观通常相互补益，进而形成各种规范。海特发现很常见的两种价值观公平——公平与忠诚，共同支撑着互惠的规范；我们追求尊重的基本动力与我们在违反义务时感到的羞愧内疚，就是由互惠的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实现显示，互惠是一个最佳点，即使苛刻的义务也能因之持续。虽然援救义务的基础是关爱的价值观，但当乐于助人者组成一个团体时，他们可以利用公平与忠诚的价值观来构建相互承诺：“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就愿意帮助你”。就像我们学着将愿望排序一样，我们也会将价值观排序。通过务实的思虑，我们可以调整改进乍看上去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折中协调。
以此为基础，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将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与实践理性相结合。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持社群主义观点，认为道德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所处社群的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情况。我们应运用实践理性来判断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实用主义拒绝意识形态，没有一种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绝对和永恒的。在现实的社群中，不同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发生变化；实用主义会问：“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怎么做最可能奏效？”
与此相反，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自称源于理性，凌驾于不同意见者之上。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的守护者是由专家组成的先锋队。实用主义既与意识形态对立，也反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把某种“理性”置于多姿多彩的人类价值观之上；民粹主义无视基于证据的实践理性，粗鲁地从激情直接跳跃到政策。我们的价值观与实践理性交织在一起，是心与脑的结合。民粹主义提供给人们的是无脑之心，意识形态提供给人们的是无心之脑。
实用主义也有其危险性。根据具体情况推断什么样的行为符合道德，在发挥这样的自由时，我们应当考虑到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推理是需要下功夫的，但我们的毅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更糟糕的是，我们经常倾向于为自己的价值观寻找理由。而最糟糕的是，正如我们的知识有限一样，我们的判断力也有限。实用主义者承认这些局限性：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可能出错的。所有社会都形成了应对问题的方式：我们运用经验法则，有一些被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在最好的情况下，制度是对累积的社会认知的概括，这些认知来源于林林总总、非单个人所能知晓的经验。在做出许多道德决定时，以制度为指导是最好的途径。有些政治哲学家对个体的实践理性能力极度怀疑，他们看重蓄积在制度里的智慧，这是保守主义。有些政治哲学家信任个体的理性，且看重其带来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这两种考虑都有充分的依据，我们应该做的是折中平衡。
早期人类是生活在一个个群体中的，这些群体构成了许多网络，人们可以在其中相互交流，通过模仿来传播共同的行为方式。智人出现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群体中，彼此模仿，至今依然如此。人们会不经意地影响自己朋友的行为，而且会进一步影响朋友的朋友的行为。但智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而有力的交流工具——语言。语言为什么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唯有语言能传递叙事。当人们交谈时，传开来的叙事传递了一系列想法。这种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弄颠倒了：我们不是从自身推导出世界，而是从所处的世界推导出自身。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思虑的个体，而是我们自出生就居于其中的关系。
在不断接触的叙事中，儿童会快速形成对一个群体和地方的归属感。我们获得这种感觉的时间远在形成推理能力之前。家庭认同是在幼儿时期建立的，即使在国家认同通常也在11岁时就形成了，而推理能力则要到14岁左右才发展起来。
叙事不仅让我们产生归属感，还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即形成群体准则。童年时我们就学会了这些，并学会为了获得尊重而遵守准则。当我们把这些准则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时，通过遵守准则，我们也获得了自尊。违背准则会让人得不到尊重，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样做是会令人产生悔意。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是先于语言的，比如父母关心孩子是本能，并不以一个群体有语言为前提。但大群体之间形成互惠义务，需要很复杂的协调，这样的协调需要叙事，因而需要语言。
叙事还有第三种功能：我们通过把行为与结果联系起来的故事来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我们的行为因而变得有目的性。实现表明，与直接观察或直觉相比，我们更依赖故事。我们把行为连接成一个因果链，于是不符合我们眼下利益的行为就有可能变为看起来理性的行为，这就创造出一种开明的自利。在最好的情况下，这能拓展我们的知识；在最糟的情况下，这导致我们相信的东西与现实脱节，即“假新闻”这样的叙事。故事无论真假，都很有影响力。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惊人分析中总结道：“故事已不仅仅是在解释事实了，故事就是事实。”这既适用于金融危机，也适用于爆发大规模暴力行为的情形。新的研究发现，预测这种爆发的最好途径是密切关注媒体上流传的叙事。
归属感、义务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张互惠义务之网。义务叙事给我们灌输公平观和忠诚观，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履行互惠性义务。关于共同归属的叙事告诉我们参与者都有谁：互惠义务只适用于接受这些义务的确定群体。因果关系叙事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有目的性的。三者结合构成一套信念体系，改变我们的行为。信念体系能将地狱般的混乱转变为团结，把“肮脏、粗野、短命”的人类社会变成“繁荣”的社会。
处在同一个网络中的人会听到同样的故事，并且知道彼此都知晓这些叙事。在一个网络里，关于归属、义务和因果关系的具体叙事往往会和谐契合。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叙事可能被视为禁忌，从而被禁止流传，或由于人们一致否定而被排挤。人们不断调整观念，在此过程中观念彼此强化。这些观念将一种共同身份与一项目标和关于如何实现这项目标的主张联系起来。
生物演化是为了适应栖息地。而与此相反，即使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居住地，人的规范也可能演变出很不同的样貌，这是由不同规范的遵循者初始比例的微小差异造成的。人群就是环境，人们演化是为了相互适应。一个社会的起点决定了它的终点，在演化过程中，初始差异被放大。这显然符合我们在世界上观察到的现实：不同社会有非常不同的主导性规范，每一种规范在其所处的社会中都具有持续性。但第二句话才是要害。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种群最终形成“最适合于”栖息地的特征。但绝不能说人的规范也一定会这么演化。尽管一些规范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好的，但考虑到其他人所持的规范，最终对整体来说却会很糟糕。这两个有趣结果合在一起暗示着，一个人类网络最终很可能形成某种稳定但僵化失调的规范结构。它是稳定的（即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但这仅仅是因为所有人都被其他人持有的规范锁住了。
这些结果可以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推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保守派推崇历史沉淀下来的社会制度，视其为经验智慧的浓缩，但制度也很可能将一些高度僵化失调的规范正式化了。然而这不等于反过来承认理性至上就是对的：有动机的理性思考也可能导致灾难。
在最宏大的层面上，许多事项由国家来组织是最好的，如监管、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和收入再分配。这方面的数据更为惊人：所有繁荣的社会都是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都极度贫困。
已经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硅谷”巨头们想象，他们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开启一个团结在其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周围的全球社会。这是很难实现的。连接人与人的新技术正在取代偶然地由地域决定的人类网络化群体（地方社会或国家）。新的电子网络群体的成员，其身份是基于自我的选择而非偶然形成的：在“回音室”，人们更喜欢与观点一致者建立联系。在该过程中，叙事创造信念，信念与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日益脱节。但我们的政治单位依然是由我们的居住地决定的。我们的选票是按地域提供和适用的。所以，之前导致不同政体之间的规范存在巨大显著的过程，在新技术带来的地域连通性下，正在导致各政体内部出现巨大的规范差异。政体内的观念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分歧更容易转化为人身攻击；几百年来导致政体之间对立的仇恨，正在每个政体内部导致信念体系的对立。历史上政体之间的仇恨演变为大规模的有组织暴力。政体内部的仇恨将产生不同结果，但同样可能是令人悲伤的。
家庭、企业和国家是塑造我们生活的重要场所。构建家庭、企业和国家最快捷的方式是建立层级结构，顶层向基层发布命令。这样的结构虽然很容易建立，但运行效率通常都不高：只有在指挥者的监督下，人们才会遵守命令。渐渐地，许多组织认识到更有效的做法是将层级软化，构建具有明确目标感的相互依存的角色，赋予人们扮演这些角色的自主性和责任。从依靠权力管理的层级结构变成目标化管理的相互依存结构，意味着领导方式的相应改变。领导者不再是总指挥，而是总沟通者。胡萝卜加大棒演变成了叙事。
在家庭、企业与国家里处于更高层级的人比下面的人拥有更多权力，但通常他们要负的责任远远大于掌有的权力。为了履行职责，他们需要组织里的其他人服从，但他们的执行手段有限。领导者发现通过创造一种义务感，他们能使遵从的情况大大改善。当实现了这一点时，权力就会转化为权威。更宏观地说，这是出于战略目的构建道德规范。领导者的关键权力不是指挥权，而是他们位于网络中心的地位。他们有说服别人的力量。说领导者在战略性地利用道德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这听起来有些居心不良，但通常事实恰好相反：这是健康的过程，使现代社会变得比所有以前的社会都要好。我们还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好。
亚当·斯密所接受的经济学的坚实基础是承认非互惠性的利他主义只限于援救义务：这不足以对抗利己主义。互惠主义至关重要，但得由人来构建。这就是关于归属感、义务、目的性行为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后可以实现的。我按归属感、义务、目的性行为的顺序展开论述，但顺序并不重要；如果一项共同行动能给许多人带来好处，它就有可能同时成为共同结果与共同义务的基础。
叙事有强大的力量，但不能太偏离现实：领导者既向众人讲话，也受众人观察，所以他们不能言行不一，否则后果严重。他们的行为必须与叙事保持一致。一边说你和我都是“我们”，一边把你自己放在我们之上，会显示归属感叙事是谎言；说我们对彼此都负有义务，行事却自私，会显示义务叙事是谎言。
领导人会因言行不一而破坏信念体系，也可以通过战略性地规划自身行为的方式强化信念体系。即使在你确实怀有这样信念的情况下，仅有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是你为树立信誉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信号能增强信念体系的可信性，但叙事仍然至关重要：信号带来可信性，但叙事带来精确性。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转变为权威，对于在庞大人群之间构建互惠关系（如所有人都接受纳税义务）至关重要。领导者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们能驾驭我们的情绪。只依赖强制力的领导是危险的。可贵的领导会利用自身处于网络化群体中心和作为总沟通者的地位，通过规划叙事与行动来取得影响力。所有领导者都会增加并改进符合团体信念体系的叙事，但伟大的领导者会构建一套完整的信念体系。
我们是社会性的存在，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无私的圣人。我们渴望尊重和归属，这是我们道德价值观的基础。全世界的人有六种共同的价值观，没有一种是由理性创造的。从进化角度看，关爱和自由也许是原始观念。忠诚和圣洁也许是作为支撑群体的规范演化出来的；群体成员将其作为准则来遵守，并将其内化为价值观，因为这样做能换来归属感。同样，公平与等级规范也许是为维持群体内秩序而演化出来的，这样做能换来尊重。
我们的价值观很重要，这是因为价值观所要求的行为，即我们的义务，重要性胜于愿望。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六个价值观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借助叙事塑造的信念体系，在具有信号作用的行动的支持下，创造出无限多的义务。处在网络（家庭、企业和社会）中心的领导者可以有意识地构建这些信念体系。根据叙事的具体内容，他们可以创造截然不同的群体行为，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望是这些行为的最终支撑。
所有这些都关系到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抉择。各种意识形态吸引着人们：每一种都把道德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中剥离出去，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理性放在了首位，把每一种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因此，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及其心理基础发生冲突。如果对更高目标的追求破坏了归属感，那也没关系；如果这使一些人遭受羞辱，那又怎样？所有意识形态都觉得“伤及无辜”、“打破几个鸡蛋”不是什么事。所有意识形态都主张理性至高无上，但具体是哪种理性，它们却有分歧。因此意识形态道路必然会导致不可化解的社会冲突。意识形态不太可能把我们带入想象中的乌托邦，更可能重现“肮脏、粗野、短命”的人类生活。
民粹主义者也在争取我们的支持。他们以我们的价值观和渴望为荣，但不顾反映在我们实践理性与制度中的、历经千百年积累的社会认知，忽视我们构建互惠关系的能力。他们也会导致社会倒退。
流行的政治话语把道德的内涵缩小为对个人权利与应享权利的主张，义务归由政府承担。但要一个人有权利，就必须要另一个人有义务。一项新义务迫使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使一项新权利的行使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相应的义务，新权利就是空洞的。互惠义务能确保这一点，每一项新权利都与其相应的新义务搭配。
权利意味着义务，但义务不一定意味着权利。父母对孩子的义务远远超越他们享受的法定权利。援救义务也不需要与权利搭配：我们援救一个池塘中溺水的女孩是因为她遭难，不是基于她的权利。一个能够成功创造义务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只依赖权利的社会更慷慨和谐。义务之于权利，正如税收之于公共支出，也就是说，是必需的。大多数西方选民明白，在讨论公共支出时必须考虑福利与资金来源的平衡，否则，政客在选举期间承诺增加公共支出，选举后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问题只能靠通胀来解决。新的义务就像提高财政收入，新权利的增设就像增加支出。权利的规模可能是合理的，但确定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对相应的义务进行公共讨论。
假如没有这样的讨论，那么从旧文本中演绎出新权利的过程就像印钞一样：个人权利会像钞票一样源源涌出。我们必须创设新义务以与之匹配，否则为了弥补赤字，一些东西就得 被牺牲。如果人们不愿承担为满足新的法定权利而出现的义务，那么不与法定权利搭配的义务——如互惠默契和一些援救义务，就可能被损害。
对权利的关注给了职业法律人特殊的地位。通常职业法律人从一些书面文本（如一项法律或条约）出发，试图推论出其中可能隐含的权利。然后，每一项判决都可能成为判断是否隐含某种新权利的先例。这个职业法律人“发现”旧文本隐含的新权利的过程，已导致社会面临一个不断扩大的鸿沟：他们“发现”的权利，日益超过大多数人视为道德上合理的权利。举一个近期在英国发生的小案例：法院裁定学校不得再使用“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因为这侵犯了一项被“发现”出来的同性伴侣享有的权利。在这个案例中，法官为少数人的利益创设的一项新权利，破坏了帮助无数其他家庭抚养子女的基本叙事模式。这项要求造成了广泛的害处，带来的好处则很小，显示出意识形态战胜了实用主义，自私的权利主张妨碍了相互尊重。
当我们承认对他人负有的新义务时，我们的社会更有希望实现繁荣；当我们忽视这些义务时，社会便会远离繁荣。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忽视义务的过程，其主要症状是社会信任度的下降。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这揭示的不是日益加重的心理偏执，“而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丑恶社会现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未能实现造就繁荣的承诺，反而为当下带来了欺凌、羞辱与恐惧，一种“罗威纳社会”。为了实现承诺的繁荣，我们就必须恢复相互尊重。实用主义告诉我们，这需要考虑具体背景和基于证据的推理。
国家，以及国家所反映的社会，迟迟不愿承认它们负有应对这些新问题的道德义务；这些新问题不仅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反而在纵容之下演变成危机。国家不可能比国民更有道德，不过国家可以巩固互惠义务，可以逐渐说服我们接受新的义务。但如果国家试图将一套迥异的价值观强加给它的公民，就会失去国民信任，权威也会受损。国家的道德界限是由社会的道德界限确定的。先前国家缺乏道德使命感，反映了社会道德使命感的衰落：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剧，人们愈发不愿宽宏地对待裂痕另一边的人了。
在一个充满到的使命感的辉煌时代，各国史无前例地创造了大量的互惠义务。“从摇篮到坟墓”和“新政”这两种简洁叙事囊括了在国家管理之下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极多的新义务。从孕期医疗保健到养老金，通过缴纳国家管理的国民保险，人们等于是在相互投保：这是社群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得到了左右两边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在美国，它开创了两党在国会中融洽合作的时代；在德国，它带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英国则是标志性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它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名自由党人设计，由工党政府实施，并由多届保守党政府维持。1945—1970年，在北美和欧洲，尽管表面上有政治竞争的喧嚣和烟雾，但主流政党领袖之间的政治分歧微乎其微。
但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基础是一项明显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遗产。大萧条的结束绝不只是二战无意间发挥的经济刺激产生的效果，更是一场大规模的共同事业，在走出萧条的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精心构建了关于归属感和共同义务的叙事。这样做的遗产是把每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义务感和互惠意识的社会。人们乐意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叙事，把个人行为与集体后果联系在一起看待。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富人愿意缴纳高达80%以上的所得税率；年轻人服从征兵制度；在英国，连犯罪分子都因为警察不配备武器而自觉克制。这使国家的职能大大扩张，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议程。
但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先锋逐渐接管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道德国家演变为父爱主义国家。假如这些新先锋认识到这项非凡的遗产依赖于不断更新的共同身份，上述变化本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他们非但没形成这种认识，反而逆向而行。功利主义先锋队是全球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则强调受害者群体的独特身份。渐渐地，社会民主主义议程的基础瓦解了。
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获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一道裂痕出现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工作较缺乏成就感的人会继续突出国籍，但开始感到被边缘化。
因为自鸣得意的高技能水平者比被边缘化者得到更多尊重，所以他们热衷于向其他人表明他们的确更突出自己的技能身份。为了让别人相信我已选择放弃将国籍作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在未放弃的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我需要贬低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频繁地贬低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寻求尊重。这能把他们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清楚地分开。通过退出共同的国家认同，他们减少了继续认同国家者得到的尊重，所以别人对他们产生怨恨就不足为奇了。
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的人组成的新阶层既包括右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右派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自由地从个人技能中获得财富，左派信奉功利主义或罗尔斯主义主张的权利。后者不仅放弃了自身的国家认同，还鼓励其他人这么做。他们鼓励某些具有受害者群体特征的人把受害者身份作为自己的突出身份。
如果政治权力单位与共同身份相一致，政体就能更好地运转。如果不一致，要么身份认同要为适应权力而变，要么权力需要为适应身份认同而变。在所有现代社会里，政治权力都依赖轻度的强制和高度的自愿服从。自愿服从让我们回想起前文所述的义务感，使权力变为权威。如果没有这种义务感，权力只能面临三个选择：一是通过有效的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二是因尝试实现这一模式而挑起针对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即叙利亚模式；三是权力承认自身局限性并退居幕后，掌权者发布明知道要被忽视的命令，接受命令者找到某种既避免服从又不致造成太多冒犯的办法，这是欧盟委员会在促使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目标时的做法——除芬兰外，所有成员国都曾违反过该财政纪律。
我们需要大型的共同身份，但民族主义不是构建这种身份认同的合理方式。政治民粹主义者正在利用民族主义，借助对其他国民的仇恨叙事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础。其整个战略是通过制造与其他民众的裂痕，凝聚起一部分民众。由此造成的对立性身份认同足以摧毁慷慨、信任和合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反对这么做，这是对的。但目前，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可供构建共同身份的替代性基础。实际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现在表示，他们与其他公民已经没有共同身份了。他们的方法是借助功利主义原则，不再区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胞和外国人。由于强烈的义务（互惠义务）必须以共同身份为前提，这意味着他们对非精英公民和生活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所负的义务是一样的。
随着遵守义务行为的减少，权利变得无法实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滑。这是席卷西方各国的强烈趋势。实际上，义务结构的变化，即从社会内部的互惠义务变为非互惠的全球性义务（从一国公民变为“世界公民”），意味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可能。也许你可以问问自己符合哪一种。
第一种可能是，像1945—1970年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建立起全国税制的那代人一样，你对穷人依然抱着慷慨的态度，但你现在想把穷人定义为全球的穷人，而非本国的穷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些事关重大的推论。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平均而言，40%左右的收入会被作为税收征收，以各种形式重新分配，比如向穷人直接转移，或用于让穷人受益的社会支出，以及用于几乎对所有人有利的基础设施。所以，对于以税收形式征收全国40%的收入这一点，你依然是支持的，但你现在希望在全球而非限于在本国范围内分配这些钱：你觉得对本国同胞负的义务和对其他人负的义务一样。考虑到全球不平等，这将导致流向贫穷国家的援助大幅增加；以税收形式转送给全球范围内的穷人，一个必然后果是本国穷人的境况将严重惩化。你可能认为这在道德上无关紧要，因为你正在帮助的人比他们更需要救济，但他们有理由对此感到警惕。
第二种可能是，你和上代人一样对本国同胞抱着慷慨的态度，但你现在想让这种程度的慷慨普及全球。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更事关重大了：税收需要大幅增加。高技能水平者的税后收入必须大幅减少，这样才能既像以前一样慷慨地对待同胞，又像对待同胞一样慷慨地对待全球人口。单凭一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要那样做的话，很多高技能人口将会移民，也将导致本国穷人处境恶化。这是有心无脑的人会实行的政策。
第三种可能是，你改变自己突然身份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你对世界各地的人的义务感显著增强了，而是你对本国同胞的义务感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等于是愉快地摆脱了束缚。税是可以下调的，因为那个不断唠叨着要你慷慨助人的烦人的“义务”已经沉默了：“你赚的钱可以留给自己了。”“他们”，即那些比你穷的同胞，境况将恶化。这是有脑无心的人会实行的政策。
受教育程度高者对国家认同的蔑视奋力挤上了道德高地：我们关爱所有人，而你们可鄙可悲。但真的能说他们站上了道德高地吗？再往后推一代人，想象一下，届时“世界公民”这种新身份认同已牢牢扎根，充分反映在公共政策中，基于国民身份的税收政策已经被取代，以上三种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诠释，哪一种最有可能成为主流？我认为很可能介于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范围内的穷人变得更慷慨，但主要还是对本国穷人变得更吝啬。
1945—1970年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奠基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共同体意识扩大，涵盖了整个国家。如今，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技能鸿沟，我们空间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因而已经萎缩。对空间性共同身份的新一波冲击目前正在出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智能手机代表着极端的个人主义：人们把自拍不分对象地向所有“好友”展示，希望能吸引最多的“赞”。我们目睹着空间性社群的萎缩，事实上，当我们身处公共空间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坐在咖啡厅、火车里，周围的人离得很近，但我们盯着屏幕，仿佛看不到他们。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处在同一空间里的人是一体的，但从社会角度看却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空间性社群在遭受两方面的冲击：作为替代性社群的网络回音室，以及更彻底地避开面对面交流、沉入焦虑性自恋的孤立状态。我们的政治单位仍是空间性的，但连接我们的纽带不再是了。我的预测是，除非扭转这种分化，否则我们的社会的就会倒退，变得更吝啬、缺乏信任和难以合作。这些趋势已经在形成之中了。
对大多数政治实体而言，最切实可行的单位是国家，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但我们知道国家认同可能是有害的。是否可能形成这样的纽带：既足以维系一个可行的政治实体，又不造成危险？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们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民族主义者已近乎将国家认同概念认定为自己的知识产权。事实上，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延续了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传统，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许多社会，传统的国家认同真的可以容纳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位居住在英国的奥地利犹太人，在一战爆发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有义务回到奥地利，为祖国而战。与这种传统形式的民族主义相反，新的民族主义者想用种族、宗教等标准界定国民身份。这种民族主义的变种是较晚出现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继承，根据国民身份的这种新定义，无数生活在社会里的公民都会被排除出去。这些新民族主义者不仅非常明确地把社会分为“我们”和“他们”，而且会在他们自定义的“我们”内部引发进一步的分裂，因为他们的做法会引发许多人的不满。他们的崛起严重分裂了社会。因此，这样的民族主义绝不是恢复共同身份的可行途径，虽然正是共同身份的丧失为之提供了动力；它只会彻底摧毁恢复共同身份的希望。这将破坏共同身份所促进的信任与合作，以及信任、合作所促进的相互尊重和慷慨大度。
另一个群体，受教育程度高的“世界公民”，正在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他们享受着显示自己社会地位优越的乐趣，同时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自私行为能让自己登上道德高地。严酷的结论是，这两个新近崛起的公民群体都会破坏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共同身份。
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人类心灵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不属于那些相对较晚时因使用语言而形成的软性价值观。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很强烈。冲突研究中的一个标准概念是，保证进攻获胜所需的进攻者与防御者的数目比。显然这会受到军事科技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人类冲突史上，防御者会比进攻者更努力地作战，所以这个比率大约是3：1。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物种都遵循这个比率。追溯物种的进化史可以发现，领土意识似乎是从约400万年前就开始扎根了。保卫领土的本能有很深的根源，家园感与我们形影相随。
所以，从“激情”的遗传情况来看，我们有强烈的对空间的归属感。但因叙事而形成的软性价值观也很重要。叙事促进记忆，这让我们把家乡不仅仅视为其当前的样貌，还视为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对家乡城市所经历的重重变化的理解，增强了我们对当前眼中的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对所有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这些记忆是共同认知，它们强化了我们的共同身份。
但几十年来，主流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对归属叙事避而不谈。事实上，他们一直积极地贬斥这些叙事。政客处在全国社会网络的中心，是我们的总沟通者。通过积极地破坏共同归属意识，他们加速了我们的幸福所凭依的互惠义务的衰落。他们的伦理叙事大多是功利主义或罗尔斯主义的，他们认为自己站在“父爱主义国家”的顶峰。于是很自然地，国家归属叙事就落到了民族主义者手里，他们挟持了这些叙事，为自己分裂社会的计划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国家”也消亡了。
像所有叙事一样，如果行动与叙事不符，关于共同归属于乡土的叙事就将失去可信性。这种洋葱结构的中央是家：如果我们和家的联系很弱，洋葱的外层也会软弱无力。年轻人正在失去归属感的一个原因是，买房变得困难多了。人口中自有住房的比例是衡量核心归属感的实用指标，重新提高自有住房比例需要明智的公共政策。
尽管地域是共同归属感的心理基础，但目的性行动可以强化归属感。国家是实施许多公共政策的自然单位，因此，我们的共同身份源于共同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我们采取行动增强我们的共同福祉。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可以阐明，通过接受界定了互惠领域的共同身份，履行我们对彼此的义务可以逐渐增进所有人的福祉。我们来听听政客对目的性行为怎么说，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叙事分为构建和破坏共同身份两类。显然，在战争时期，绝大多数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意味着共同利益，因此能强化共同身份。现在政客不负责任地鼓吹的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会让人怀疑我们的利益与其他群体的利益相对立。他们积极鼓励人们形成对立身份，而对立身份对社会是有害的。宣扬利益对立的每个叙事孤立地看都有可能是对的，但这些叙事累积起来就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导致集体福祉恶化。
政客首先是沟通者，在一个有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社会里建立共同身份认同，对共同的福祉是必要的，但也是有挑战性的：这是领导者的首要职责。政客一直回避关于共同归属的叙事，无论是关于地域还是目的的，这无意中进一步削弱了父爱主义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
企业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人们认为资本主义贪婪、自私、腐败，这种普遍的蔑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行为日益恶化。经济学家也助长了这个趋势。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大肆宣扬企业的唯一目的是盈利（最早于1970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随着弗里德曼的思想在企业管理层的传播，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商学院的标准观点，并渗透到了像帝国化工这样的大公司。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让人最反感的特征，那就是沉迷于盈利。目前，如果让人们选择“企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盈利”还是“盈利只应是众多考虑之一”，反对弗里德曼的人是赞同者的三倍，无论对其他问题持有什么看法，无论什么年龄段，都是如此。
学术观点现在与公众意见一致。2017年英国科学院将“企业的未来”作为旗舰项目推出。该项目的核心主张是，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履行对客户和员工的义务。盈利不是目标，而是为在可持续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而必须满足的条件。
在一些企业里，员工真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一家投资银行毫不掩饰地向员工宣称这一点，并把嘲弄式的使命宣言展示在了一进门的大堂里：“我们不制造任何东西，只赚钱。”在这种可悲理念的鼓励下，一些聪明的员工逐渐把这句话变成了“我们不制造任何东西，只为自己赚钱”。这个信条为该公司最聪明的员工开放了一些可行的策略，这些策略是该公司接受弗里德曼训导的管理层所不可能想到的。事实证明员工可以用一种高效的方法为自己赚钱：做自己能拿到提成却让公司面临未来损失风险的交易。
早在几十年前，丰田就率先与员工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装配线上的普通工人分成名为“质量组”的小组，由这些小组负责质量控制。（讽刺的是，质量组概念是美国人提出的。日本人热情地接受了该理念，可能是因为这与日本文化很契合。）关键的措施是要求每个组尽可能快地在其负责的那段生产线上发现故障。丰田管理层推崇的口号是“故障就是财富”。如果一名工人发现一处故障，他应该怎么办呢？丰田管理层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在整个装配线上安装“安东拉绳”（Andon cords）。装配线上的任何工人发现故障时，都应该拉动最近的拉绳，整个装配线就会立即停下来。装配线生产的每个环节是紧密结合的，停下来意味着极高的成本。生产线每停1分钟的成本是1万美元。如果一名工人不必要地把装配线停下来，短短几分钟里给公司造成的成本就会远远超过他一整年创造的价值。所以这项政策意味着，丰田管理员真心相信员工是为公司做贡献的，而不是存心不良。换言之，该政策的前提是员工有与公司一致的使命感。我估计他们工作时应该没有在想“我要努力让股东价值最大化”。
这与通用汽车采用的质量控制方法完全不同。通用汽车用的是传统方法：对制造好的汽车做抽样检查。最终，通用汽车的新CEO理解了问题所在：企业文化需要调整。通用汽车管理层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得要结束对抗关系，相互信任。“如果他们有机器人，我们就也得有”的策略改成了“如果他们有安东拉绳，我们就也得有”。在CEO的命令下，通用汽车全生产线都设置了安东拉绳。CEO可以宣传改变生产文化，但谨慎的装配线分管经理们知道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他们更了解普通工人的心态。几十年积累的怨气不可能在一夜间化解。对少数工人来说，有给公司造成惨重损失的机会，他们是一定会抓住的。工人会找借口拉安东拉绳，生产效率将会大幅下滑，装配线分管经理们将被追究责任。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把安东拉绳安在了天花板上。CEO改变生产文化的努力以这样的方式告终无异于宣告管理层不信任自己的员工。二者之间的身份对立进一步激化。
在与供应商的关系方面，丰田和通用汽车之间也有类似的区别。多年来，丰田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生产出质量更好的零部件，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这需要长远的眼光。在市场周期中，在丰田在其供应商的关系中，有时丰田会占上风，有时供应商会占上风。如果双方都利用暂时的优势来压榨对方，长远而言他们会两败俱伤。渐渐地，他们学会了彼此信任。相反，通用汽车一直以强硬者自居，尽其所能把供应商压榨到极限。等通用汽车意识到需要改变时为时已晚。像和员工的关系一样，通用汽车发现业已形成的信念体系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资本主义的得名缘由是，为企业提供风险资本的人得到企业的所有权。理由是承担风险的人最需要控制企业，同时也有最强烈的动机去严格监督经理。但这一理由已经越来越偏离现实。
如果一家企业倒闭了，许多人都会遭殃，承担风险的人远不及投入资本的人。损失最大的可能是企业的长期员工，因为他们积累的技能和声誉可能只对该企业有价值。此外，如果该企业是某地的重要雇主，每个在该地拥有住房的人都将蒙受巨大的资本损失。
客户也将受损。更严重地说，现代供应链使企业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通过这一传导机制，一家企业的破产会像病毒一样在全球经济中传播。
以贷款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的人和股东都会遭受损失，但只有股东才拥有因持股所享有的权力。相比之下，股东可能根本不会受损。
企业的负责人必须积极关注企业的长期业绩，并足够了解情况从而能发现管理中的问题。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没人有动力去弄明白管理层的长期战略是否明智。在德国，银行扮演着这种监管角色，它们代表股东持股，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在美国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扮演该角色的是创办成功企业并保留了控股权的家族。只有一个国家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弗里德曼的思想。该国的企业与无数股东的利润捆绑在一起，只要利润不持续增长，股东就在市场上出售股份，这是股东让企业负责的方式。英国一直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试验品。英国的银行已经远离企业管理。由于税制设计的原因，企业的创始家族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股份。法定的企业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股东手中，而80%的股东是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它们信奉这样的原则：“不喜欢这个企业，就把它的股票卖掉。”现在它们的决定主要是基于计算机里的算法，根据股价的新走势做出复杂的推断：约60%的股市交易是自动进行的。社会中最有数学头脑的人成了超级明星，他们设计出天才的算法来窥察价格变化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缺少的是对企业、管理层、员工及发展前景的直接了解，这种直接了解只有靠长期参与企业经营才能获得。
为什么企业的管理层要关心养老基金有没有卖出公司的股票？在英国，对管理层的终极威胁是企业被竞争对手兼并，而企业的股价越低，兼并的难度就越低。企业的董事会掌握着有效权力，可以避免兼并的发生。董事会预警性地关注季度利润，以决定是否更换CEO。目前CEO的平均任期只有四年。
逐渐，CEO的薪酬越来越与短期业绩指标挂钩。这个问题在英国和美国最为严重，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最“发达”，CEO的任期也最短。这已经渐渐地影响到了非金融企业CEO的薪酬安排。CEO薪酬的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企业员工的平均薪酬增速，这反映了风险的提升。30年来，英国CEO的薪酬从普通员工的30倍升到了150倍。但与美国同行相比，他们仍是克制的典范，30年来美国CEO薪酬从普通员工的20倍升到了231倍。但在此期间，企业绩效从客观指标来看并没有得到全面提升。提高的CEO薪酬显然不是对业绩改善的酬报，也不仅仅是对风险提升的补偿。大企业薪酬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群体。像所有网络化群体一样，叙事逐渐塑造了一个信念体系。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致的国家身份认同分化基于技能的身份认同。这个大过程的一个缩影是，在CEO看来，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已经不再是本企业的同事，而是其他企业的CEO。因此，企业薪酬委员会成员们认定“公平”薪酬的标准也逐渐上升了。一位企业高管据说听到过这么一句话：“他赚500万美元而我只赚400万美元，这不公平。”其中的关键甚至不是贪婪，许多CEO不是享乐主义者，而是工作狂。关键在于，身份认同的界线改变后，同身份人士间尊重的源头也变了。赚400万美元的CEO脑子里想的可能不是如果多赚100万美元他能买些什么，而是念念不忘下次在达沃斯论坛见到那位赚500万的CEO时，对方那种居高临下的同情态度。
金融业实践了它宣扬的理念。如果应该用高薪来刺激企业的短期业绩的话，金融企业自身就应该采用这样的模式。他们对此也毫不避讳。在CEO薪酬相对于员工大幅上涨的潮流中，他们就站在潮头。目前银行CEO的薪酬已经是员工的500倍，丝毫未受金融危机影响。这导致在那些爬到顶层的人中，道德追求不高的人变多了。
在食物链的下游，评估基金经理业绩依据的是他们负责的投资组合的季度估值。资产管理行业似乎正适合实行这样的评估方式，因为他们的绩效很适合用单一标准来衡量。但要设计出激励机制奖励企业真正需要的行为是很难的。资产管理者因短期业绩而获得丰厚回报，因此他们也以同样的标准评判他们投资的企业。
管理一家企业已经变成一场殊死斗争：拼命维持季度利润上涨，直到股票期权生效，CEO可以驾着黄金降落伞离开。那么对CEO来说，明智的策略显然是尽可能快地提高季度利润。
如果CEO想提高季度利润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考虑三种做法。第一种是打造一个像强生一样的企业，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客户之间保持友善互信的关系。这最终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问题是需要很多时间。第二种做法是砍掉所有对生产不重要的支出。
这听上去似乎是要提升企业效率，尽管对企业是痛苦的，但对社会有价值。但由于以前的CEO们已经削减了支出，剩下来最容易削减而又不会很快影响生产的最主要的支出类别是投资。当然，削减投资会导致之后的产出减少，但在这段时间里CEO即使不削减投资也可能被炒。第三种做法是不把时间浪费在任何有关生产或投资的真正决定上，而是重做账目。普通人通常以为会计行业已经就如何编制账目确立了明确规则，但实际上有许多灰色地带可人为地增减利润，或者在不同子公司之间转移利润。
后两种做法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前者的后果是大企业的经营缺乏充足的长远考虑，后者则使企业披露的账目变得不可信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CEO越来越把精力用在短期花招方面，而不为打造伟大企业进行长期努力。但在薪酬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即使是想放眼长远发展的CEO和董事会也更难实现目标了。打造长期战略的一个关键是说服员工对企业形成认同。叙事只有在不与行为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神奇效果。一边对员工说“咱们同舟共济”，一边赚着比普通员工高500倍的薪酬，员工就很可能觉得你是在惺惺作态。生产线上的员工可能会想：“既然你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那么我想做手脚时就故意拉安东拉绳，把生产线停下来。”只发指示而不以身作则通常是不行的。
那么养老基金目前的策略显然不明智。它们有一项明确的义务：向其成员按时支付合理的养老金。能不能履行支付义务只取决于一点——它们所持资产的长期回报。这又取决于它们投资的企业的长期业绩。总的来说，养老基金无法跑赢市场，所以它履行义务的能力取决于经济体中企业的总体长期业绩。养老基金的做法导致企业管理层不再专注于提升长期业绩，这最终损害了养老基金自身履行义务的能力。
现在英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已不再是帝国化工，而是约翰·刘易斯合伙企业（John Lewis Partnership）。这家基业长青、极其成功的企业有着极不寻常的权力机构。企业的所有者是一家为其员工利益服务的信托，员工每年获得公司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奖金。而且企业对CEO和助理店员一视同仁，基层员工得到的分成和CEO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基层、地区与全国委员会，员工选出该企业80%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所有员工都对企业经营有发言权。约翰·刘易斯是“共同企业”的范例，它不是由股东拥有，而是由员工、客户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集体拥有。新员工加入或者企业获得新客户后，这些员工和客户拥有的权益逐渐增多，渐渐取代离开的人。根据该机制，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那些参与企业运作因而与企业业绩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
过去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组织结构，但这种结构容易被一种致命诱惑毁掉。当前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人，在法律上有权把企业从“共同企业”变成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股权的企业。经过这种转变后，当前的“所有者”获得企业的全部资本价值，代价是后续参与者都无法分享企业价值。在英国，1986年的一次修法为“去共同化”创造了空间，而在这次修法之前，作为法律基础的社会规范认为这样的改变是不道德的。但1980年代的新金融文化削弱了义务规范。有时，诱惑实在太强大。
生产率提升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复杂性稳步增大，这导致其他产业也出现了一些网络化特征。因此，这些产业中的头部企业都拥有了更强的支配地位。生产率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集中于这样的顶级企业。尽管不像自然垄断那么极端，但规模效应带来的收益使它们获得了高于较小竞争对手的资本回报率。对这些企业控股权的竞争推高了它们的股价，使初始股东像捡到意外之财一样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产生的溢价。
技术原因导致盈利能力因规模而变得极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变得无力，无论是在自然垄断的极端情况下，还是在头部企业赚得超额利润的情况下。
当用规则来解决剥削性企业的问题时，就会出现相当大的局限性。管制的目标要么是打破自然垄断，要么是控制这类企业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打破垄断可以迫使该行业出现竞争，但由于技术性规模经济效应仍会推动垄断出现，政策干预必须持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要组织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也会造成效率损失。价格控制旨在限制企业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为自身谋利，迫使企业把利益转移给消费者。这一做法的局限性是发生在企业管理层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了解自己的成本和市场，监管机构是无法达到同等程度的了解的，因此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在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与利润越高的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额外收益是一种“经济租金”。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租金”是指从一项经济活动的收益中除去为吸引劳动者、资金与企业家所需的成本之后的那部分收益。如果租金蒸发，一直在攫取租金的人就将受损，但这项经济活动仍可正常进行。私人垄断者可以获得经济租金；在企业规模最大就意味着生产率超高的行业里则是最大的那些企业获得经济租金，只是不如私人垄断者的情况明显。未来的税收应该做的是更好地征收这些租金。与其他税收不同，这种税收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抑制生活活动；它征收的租金既非劳动所得或延迟消费而积累的储蓄，也非承担风险所赢得的收益。
在企业规模最大就意味着生产率最高的行业里，也许可以根据企业规模设置差异化税率。学者得以证明大企业更赚钱的数据正可以用来设计差异化税率。这么做不是为了抑制规模经济效应，而是为了征收企业的部分收益，用于服务社会。讽刺的是，我们已经在区别对待规模不同的企业了，但方向是反的：新的网络垄断企业不用像其他企业那样纳税，这给它们带来巨大好处。因为征税的效果无法充分预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循序渐进，先对规模大的企业适度课征新税，然后评估效果。一个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大公司将会积极通过游说来反对这种政策。
只有当事人心怀谨慎的远虑，避孕药才能组织怀孕，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这种远虑。事实证明，堕胎这种决定尽管与追求个人实现的新伦理信念体系不冲突，却与强调家庭义务的旧体系格格不入，所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更易接受堕胎。由此造成的结合是，在受教育度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少女怀孕的情况激增，而她们与男方无法结成持久关系。这样的“少女妈妈”有四个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旧模式，嫁给孩子的父亲——奉子成婚有长久的传统。另一种也是旧模式：她和婴孩继续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第三种选择是模仿一些高知女性追求个人实现的新模式，做单身母亲独立生活，父爱主义国家会给她们提供资金支持和社会性住房。最后一种选择是开始一种同居的新模式：与意味着公开承诺的婚姻相比，孩子的父亲往往更愿意同居。当然，不结婚的男女也能维持稳定关系，但大多数同居都不能演变为持久关系；同居关系平均只能维持14个月。
家庭虽然在横向广度上缩小了，但在纵向深度上扩大了，许多家庭现在是四世同堂而不是三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里，最年长的一代下面有很多家人。如果每一代人有两个孩子，那么任何一个活着的曾祖父或曾祖母下面的三代里，将有四个核心家庭和二十个家人。这些家长不一定要退出家庭事务浑噩度日。可以让他们发挥重建尊重的力量，监督大道德家庭里的人履行义务。
1945年各国领导人最重要的洞见是不能任由单个国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了，必须通过各国间的压力来使共同义务得到执行。但这种压力产生的前提是各国认可一个共同身份，这在1930年代是缺失的。他们逐渐建立了新的俱乐部，其成员愿意接受互惠义务；围绕着有目的的行为，出现了共同的归属感。
这些追求特定目标的俱乐部每一个都有明确和有限的成员，团体内部既有互惠义务，又奉行可信的开明自利，凭着这些，它们逐渐改变了世界。每一个俱乐部都按自己的速度结出果实，但它们积累起来的成就令人震惊。
除这些以互惠义务为基础的俱乐部外，各国领导人还成立了一些旨在履行援救义务的新组织。在这方面他们也很明智。他们不是让个别的富裕国家亲自履行援救义务，而是成立全球性机构，利用富裕国家之间的互惠原则来执行新的规范——让富裕国家履行对其他国家的义务。
当时，各国为履行援救义务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集体行动，这些高尚的行动与互惠义务的增多相得益彰。大家对应当集体履行这些援救义务没有质疑，回头来看，这一点令人赞叹。
除了新的俱乐部和履行援救义务的机构外，1945年的各国领导人还重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世界政府，一个世界各国的联合体 联合国取代了一战后成立的、因遭遇失败而不复存在的国际联盟，其中的联合国安理会负责维护世界秩序。尽管代表着巨大的美好愿望，但联合国与国际联盟一样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起不到作用的。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因为范围足够小，所以本应可以形成互惠安排，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对立，使这五国无法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是开明自利的前提。无心插柳柳成荫，联合国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它变成了一个被排斥国家的俱乐部：那些在俱乐部组织中缺乏有效发言权的国家组成了77国集团。